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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銅器收藏熱潮漸起

[2015/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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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步較晚的宋元明清銅期研究

一般而言,銅器收藏特指漢前尤其是三代青銅器,這種特指在中國大陸直到上世紀90年代收藏市場形成后才發生變化。由于中國大陸限制青銅器的收藏和流通交易,青銅器收藏甚微,器物稀見,且鮮有人將其列為收藏項目。而中國香港、臺灣、澳門,以及以紐約、倫敦、巴黎等藝術品市場上,銅器備受收藏者、古董商、博物館青睞,屢屢創出中國藝術品交易天價。毫不夸張地說,私人藏青銅器主要在中國內地以外的地區。也因此導致了中國大陸忽視宋元以降中國晚期銅器的收藏與學術研究,基本形成了由民間收藏推動學術研究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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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新安沉船打撈出水后,考古報告、文物圖錄陸續被發表、出版,但學者們側重宋元陶瓷及貿易史的研究,2000年以后,沉船所載金屬工藝品的研究才起步。2007年秋季,沉船上的金屬工藝品在韓國海洋遺物展示館以“新安船內的金屬工藝”特展的形式展出,同期舉辦了學術研討會,公開出版圖錄、論文集,為研究中國宋元銅器、金銀器提供了珍貴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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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晚明 “張鳴岐制”款銅鏤空錦紋蓋手爐 寬13.9厘米 178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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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宋 銅饕餮紋龍耳尊 高27厘米 37.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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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宋 銅錯金銀饕餮紋沖天耳鼎式爐 高19厘米 81.2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事實上,中外收藏者晚至上世紀70年代已涉足宋元明清銅器的收藏,王世襄、葉義、烏爾里希·豪斯曼(Ulrich Hausmann)、保羅·弗里曼(Paul Freeman)、休·莫斯(Hugh M.Moss)等人就是表表者。倫敦與香港市場,在中國宋元明清銅器研究舉足輕重,從1983年開始,這些地區的一些重要古董商、收藏者就開始舉辦銅器收藏專題展覽。1983年保羅·莫斯(Paul Moss)在倫敦舉辦的“中國文藝作品的學者品味”(Documentary Chinese Works of Art in Scholarschr(39) Taste)展中,展品已經充分關注到了銅器的工藝價值。1984年,古董商邁克爾·伊夫利(Michael Eveleigh)及布萊恩·哈金斯(Brian Harkins)在香港舉辦銅器專題展覽。休·莫斯在香港搜集銅器,1984年《香港國際古玩展》雜志詳細記載了他與曾昭柱舉辦的胡文明銅器珍品展覽。當時,諸如葉義、曾昭柱、藍捷理、朱湯生等收藏界名家,經常聚集于休·莫斯處論道,推動了香港及海外市場的宋元明清銅器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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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明清銅器研究論文、著作數量稀少,直接影響了市場認可度。1989年,邁克爾·格德惠斯(Michael Goedhuis)編著的《中國日本的銅器》(Chinese and Japanese Bronzes)出版,對海外收藏者影響較大。柯玫瑰(Rose Kerr)研究英國維多利亞與艾爾伯特博物館館藏品,對銅器有所述及。1993年,莫里(Mowry)博士對克萊格(Clague)收藏的銅器出版了研究著作。

1990年,北京故宮博物院研究員杜廼松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第4期發表《宋元明清銅器鑒定概論》,概述宋元以降銅器出土及鑒定問題。2008年《南方文物》第4期發表日本京都國立博物館久保智康的《新安沉船裝載的金屬工藝品——其特點及新安沉船返航的性質》。2008年,胡廣俊編著《圣劉易斯藝術博物館及羅伯特(Robert E.Kresko)收藏中國晚期青銅器》出版,是少見的宋元明清銅器專門著作。2013年,袁泉在《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刊發《新安沉船出水仿古器物討論——以爐瓶之事為中心》,就沉船上的瓷、銅仿古器物的產地、交易目的地以及用途等進行了專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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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宋 銅鋪首活環耳壺連蓋 高37厘米 3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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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宋/元 銅饕餮紋象首尊 高26.3厘米 32.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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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宋/元 銅饕餮紋貫耳壺 高21.7厘米 32.5萬港幣 烏爾里希舊藏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當代私人收藏者的銅器鑒賞觀

宋代《宣和博古圖》《考古圖》等著作和公私收藏、研究的興起,是宋以降瓷器、銅器及工藝品仿古風尚流行之源。新安沉船出水的以金屬器、瓷器為主的仿古容器,特別是銅器,為我們了解宋代銅器制作提供了珍貴的參照樣本。學者袁泉指出,“這批特殊貨船的器類主要包括鼎爐、壺瓶、觚爵之屬,造型特征與紋樣裝飾既追摹古風,又不乏新意,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

明中晚期,文人士大夫已經相當重視銅器收藏及工藝、美學研究,屠隆《考盤余事》、文震亨《長物志》、高濂《遵生八箋·燕閑清賞》、袁宏道《瓶史》、李漁《閑情偶寄》等著作中,對銅器的收藏、鑒別、陳設使用有著相當精辟的論述。對于宋元明清銅器的研究專著,至今依然缺失。換句話說,也就是宋元明清銅器的學術研究直今未受到學界應有的重視,中外收藏者反倒是這一領域的先行者,借助拍賣交易,王世襄、烏爾里希、保羅、休·莫斯的收藏經驗及藏品,為我們提供了可供借鑒的民間樣本。

據保羅·莫斯回憶,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業界多視晚期銅器為陪襯裝飾,僅為桌面或飾架之物,與高古青銅器比較,更顯劣拙,粗制濫造,不值一提,莫論分析鑒賞。總體而言,晚期銅器,飽受鄙夷。”威廉?沃森(William Watson)在其所著《中國藝術的風格》(Style in the Arts of China)一書中,對宋元明清銅器也不屑,“生搬硬套之粗濫之物”。對宋元與明代早期品類紛呈的仿古花瓶,更嫌其銅胎單薄,鑄工粗糙,甚至認為年款亦屬假造。實際上,這種觀點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具有相當的代表性。

烏爾里希上世紀60年代后期在德國西柏林市與友人共同經營家具修復工作室,由英國購入家具與工藝陳設,修復后在德國售出。一次前往英國倫敦購貨時,“偶然于古董店內瞥見一青銅小瓶,曲線流麗,靈巧精雅,環飾凸棱,觸感熟滑,包漿濕潤。”由此開啟了烏爾里希45年的中國銅器收藏之旅。烏爾里希曾撰文指出,“晚期銅器中,又以仿古銅器最常遭受批評,被認為乃模仿古代佳器之拙作,誤解原器紋飾元素,單憑抄襲重組,難登大雅。對于此等批評,本人甚有保留。藝術家取舊時元素,按自身視野重新自由組合,或作修改,或加創作,實為理所當然,價值不容忽視。”烏爾里希認為,“晚期中國銅器之研究,并非由博物館或學術界所領導,乃由一眾古董商與收藏家協力推動,開創新貌。”他從工藝技巧及美學角度,證實晚期銅器銅胎細簿,實顯至臻技藝,并詳述發失蠟法的精準要求,以及銅器包漿的鑒賞意義。

中國收藏家重視藏品包漿,明代曹昭《格古要論》即有記述。烏爾里希認為“部分修復專家及策展人認為銅器應當刻意清洗,務求今古器看來光潔如新,以吾所見,誠為遺憾。此舉不但洗去歷代藏者珍愛之情,令藏品惆然失落時間痕跡,現今贗品泛濫,再洗去年月證據,鑒別銅器真偽勢將更為限巨。贗品或可抄襲設計,假制包漿卻極其困難,故而在美學基礎與思古情懷以外,銅器包漿更可助于鑒辨。”

保羅·莫斯指出,“銅器之面層,可證明它既非數百年來埋沒黃土、最近出土之古物,更非機器制成之濫作,而是一直備受用者珍重保存之雅器。古董收藏,以歷代妥善保存及使用之珍品為尚,埋以墓塜之陪葬物品為次,尤宋代以降工藝為甚。此外,銅器面層蘊藏無名藝匠之個人風格及心血結晶。中國工匠觀望良古美玉,成品形狀自然浮現,感受表層生命流轉,再施浮雕鏤刻,銅匠亦然,甚至臻妙品,無論器皿鑄像,表層皆觸手生溫。如此看來,明代銅器精品之美,并不次于上等犀角竹刻玉雕,而且更為內斂。”

1976年12月14日,英國收藏家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年)夫人在倫敦蘇富比售出一只家藏“張鳴岐制”款手爐,由著名古董經紀人休·莫斯以高價代香港收藏家葉義競得。1984年11月22日,這只手爐與另外六只手爐成一組在香港蘇富比拍賣,由保羅·莫斯以極低價格競得,后轉手烏爾里希收藏。保羅·莫斯在香港競拍時,當場被一高級古董商笑翻,原因即當時這類手爐單只在香港荷里活市場僅值250港幣。有行家甚至認為,葉義醫生是由荷里活市場以此價格湊成七只一組手爐。2014年10月8日,這只手爐(寬13.9厘米)在烏爾里希的未了情園藏品專場中,估價8萬至10萬港幣上拍,拍至178萬港幣。

這只手爐的收藏流傳經歷,折射了近四十年來中外收藏者對宋元明清銅器的市場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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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宋/元 銅光錦紋貫耳方壺 高17.9厘米 3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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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宋至明初 銅獸匜 寬14厘米 17.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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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宋至明初 銅饕餮紋羊首尊 高21.5厘米 15萬港幣 2014年香港蘇富比秋拍

宋元銅器的認知誤區

新安沉船出水有元代“至治三年”(1323年)墨書及元代至大通寶銅錢(始鑄于1310年),學界普遍認為沉船沉沒于14世紀前半葉。以新安沉船考古出水的銅器為參照物,再結合中國內地歷年宋元窖藏、墓葬出土實物,可以基本呈現兩宋至元的銅器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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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智康對新安沉船上的金屬工藝品進行了大致研究,他指出船上銅器中有被日本人稱為“唐物”的銅器,如“獅鈕蓋三足形香爐、四足方鼎形香爐、觚形瓶、貫耳瓶、蒜頭瓶等,顯然是從中國銷往日本的商品,它反映了14世紀前后日本國內對唐物的嗜好。”這種嗜好實際上是指12世紀日本貿易活躍,其時宋朝以“九經”“五經”等夏商周三代經典作為科舉考試內容,由此,“三代銅器”的“考古”式教養逐漸在士大夫階層和宮廷受到重視,同時儒、釋、道三教中作為禮器使用的銅器樣式正在不斷發生巨變,“這些仿古銅器很快就成為佛教寺院的香爐、花瓶、燭臺等供奉器物的樣式,作為宋代社會的流行趨勢,很快就引起了入宋日本僧們的重視。”另外,宋代上層社會流行的品香、插花、斗茶也流行于日本,沉船的一些器物反映了當時日本對唐物的巨大需求。

袁泉從新安沉船出水的鼎爐、壺瓶兩類數量最多的器類入手,結合中日考古出土物、傳世藏品以及文獻,進行比較研究,細致到具體的器型、紋飾,比對物涉及福建南平窖藏、江西宜春窖藏、江西萬安窖藏、海鹽鎮海塔、海寧智標塔、杭州浙大新村、杭州武林門外城墻,以及四川簡陽墓葬/窖藏、三臺東河紙廠窖藏、三臺南河路窖藏、江油大康鄉窖藏、江油河西鄉窖藏、江油彰明窖藏、江油厚壩鎮窖藏、江油廣安鄉窖藏、大邑窖藏、巴中窖藏、劍閣窖藏等考古出土品。對宋元銅器的收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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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泉指出,鼎爐類“仿古器物在造型上既追求仿商周鼎、鬲、簋,也取法漢鼎與博山爐,具體又可細分為香(熏)爐、三足鼎式爐、四足方爐、鬲式爐等類”;“新安沉船出水數量相對較多的壺瓶銅器計有溫壺、投壺、貫耳壺和環耳壺四類”。沉船上的仿古器物主要作為供養之具和清賞之具,“出水仿古器類基本可在宋元遺跡中找到一致的類比對象”,而“宋元遺跡出土的仿古銅、瓷爐多數與宗教供奉和民間喪祭活動相關,在佛道寺觀、民間教團與士庶墓葬中往往充作‘香花供養’之用”。“宋元遺址中一爐二瓶的銅器組合十分常見,名為三供”,另一類組合形式是“在一爐二瓶的基礎上又增加蠟(燈)臺兩具,形成了香爐居中,其他四件左右排開的對稱擺陳模式,稱為五供”。“自宋以來,一爐二瓶的組合逐漸成為佛前香花供奉的主要樣式”,“爐瓶組合有時也陳設于掛軸圖案前,用作廳堂、書齋的裝飾。”袁泉認為,“在中國宋元遺存和日本傳世及出土文物中,目前所見的13-15世紀的仿古爐瓶通常存在三供、五供、三具足、五具足、爐瓶三式等組合形式;這種仿古組合不僅用于寺社佛事,也用于裝點貴族府邸;或供奉于宗教場所作香花供養,或陳設于廳堂書齋為文玩清賞。”

上述沉船、宋元遺跡出土實物,是研究宋元以降的銅器工藝的基礎,對于收藏鑒賞、斷代等學術研究意義重大。

2007年前,古玩行對宋元明清銅器鑒別的流行方法有兩種:一種是將制作工藝相對粗糙者看成是早期銅器,工藝相對精細者則斷為后期或者是清三代制品。事實上,從新安等地的出水、出土實物看,宋元、明代也有相當精細的銅器。另一種是以銅器的器薄程度斷代,流行的看法是器薄、體輕的銅器制作粗糙,多為后期制品。而就銅器的范模工藝而言,越薄的技藝要求越高。

近十年來民間收藏、拍賣市場上交易的宋元銅器極為少見(實際上是因標準器稀少,收藏者對宋元銅器缺乏認識),而且其銅器的制作工藝也與常人想象的粗糙相反,宋元銅器實際上器型、紋飾精美,制作精巧,很多被行家斷為后期制品的銅器,都應該重新審視。

宋元銅器的交易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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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上宋元明清銅器的交易品種,大致有供養器、陳設器、賞玩器等幾類,供養器多數歸為宗教藝術品一類,陳設、賞玩器明以前器物缺少判斷依據,大量是明清制品,多數年代清晰的銅器是清代宮廷制作品(大量清宮舊藏品可以為傳世銅器找到判斷依據)。

因對宋元銅器認知、斷代局限,流通的銅器明確標注宋元時代者少見,籠統標注“宋元”“宋至明”者比比皆是,僅少數長期致力于此的資深藏家、行家,如烏爾里希·豪斯曼、保羅·弗里曼、休·莫斯等人給自己的藏品標出斷代結果。

烏爾里希的117件藏品清楚標注了年代,這批藏品多數在海外公開展覽、出版、拍賣過,因此廣受收藏者、行家追捧,成為近年來宋元明清銅器拍賣的經典案例,這也是海內外市場首次出現的私人藏宋元明清銅器專場。

他的藏品中,標注“宋”者七件,包括兩件銅鏡,器型有尊、爐、鼎、壺等,紋飾以仿青銅器的饕餮紋、幾何紋為主。饕餮紋龍耳尊37.5萬港幣,錯金銀饕餮紋沖天耳鼎式爐81.25萬港幣,鋪首活環耳壺連蓋35萬港幣,具有一定代表性。

標注“南宋/元”者僅銅錦紋地貫耳壺一件,拍至93.75萬港幣。

標注“宋/元”者九件,器型有鐘、尊、瓶、壺、立像等,紋飾有龍紋、饕餮紋、綿紋、夔龍紋等。代表器物有饕餮紋象首尊32.5萬港幣,饕餮紋貫耳壺32.5萬港幣,開光錦紋貫耳方壺35萬港幣。

標注“宋至明初”“宋至明”“宋/明初”者七件,器型有匜、雙連瓶、尊、爵、盤、盒、立像等,紋飾有瑞獸紋、饕餮紋、纏枝花卉紋等。獸匜17.5萬港幣、饕餮紋羊首尊15萬港幣具代表性。

標注“元”者九件,器型有觚、爐、尊、壺、爵、凈瓶等,紋飾有夔龍紋、夔鳳紋、螭龍紋、錦紋、饕餮紋等。饕餮紋象耳尊30萬港幣,雙螭龍耳三足爐27.5萬港幣,鳳首凈瓶16.25萬港幣。

標注“元/明初”者八件,器型有尊、長頸瓶、六方瓶、立像等,紋飾除常見的夔龍紋、仿古紋等紋飾,出現了海水錦紋、八卦紋紋飾,應該是與元代道教盛行有關。海水錦紋雙龍耳尊35萬港幣,臥牛硯滴15萬港幣,夔龍紋龍耳尊32.5萬港幣。

今年3月21日在紐約上拍的102件保羅·弗里曼等人收藏銅器中,三件明確標注為“宋”代:銅壺、弦紋瓶以1萬美元拍出,弦紋壺1.0625萬美元。

標注“宋/元”者15件:器型以宋元常見的壺、瓶類為主,典型器有如意耳方壺、饕餮耳方壺,獸耳瓶、貫耳瓶、活環瓶等,紋飾有錦紋、仿古紋、饕餮紋、鼓丁雷紋、仿古紋、龍紋等。蛟龍紋饕餮耳瓶2.5萬美元拍出,其余成交價多在數千至1萬美元左右。

標注“宋至明”者三件:銅饕餮紋出戟獸耳方瓶1.75萬美元,凈瓶6250美元,鏤空纏枝蓮紋盤口瓶3000美元。

標注“元”者三件:錦紋如意云耳六方瓶、八卦紋如意云耳瓶、仿古饕餮紋象耳尊1.5萬美元。

標注“元/明”者七件,器型以瓶、爵為主,瓶有長頸瓶、活環耳方瓶、獸耳瓶、蒜頭瓶等,紋飾有蟬紋、饕餮紋、后錯銀絲饕餮紋、雷紋、萬字錦紋、夔鳳紋等。代表性銅器有蟬紋龍耳長頸瓶1萬美元,錯銀絲饕餮紋獸耳瓶一對1.125萬美元,雷紋獸耳活環六方瓶一對1.0625萬元。

對比烏爾里希、保羅的銅器藏品可以看出,宋元時期的銅器以仿古尊、鼎、觚、爵、爐、瓶、壺為主,尤其以各式瓶、壺的式樣最多,數量也較大。兩宋時期收藏、插花、品香風尚在上層社會流行,對瓶、壺、爐等銅制品的需求量大增,仿古饕餮紋、獸紋、錦紋以及纏枝花卉紋、如意紋、八卦紋、萬字紋等,都具有時代特征。

明代銅器是市場交易主體

明清銅器的學術研究剛剛起步,準確斷代并不容易,“明清銅器”之稱約定俗成,古玩行流行的斷代是粗略的明早期、明晚期、明末清初、清早期、清中晚期幾種分法,視器型拙樸大方、紋飾簡略、銅質精純者視為明代制品,而將制作精美、紋飾復雜者看作是清代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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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明清銅器斷代的復雜性遠超常人想象,也備受爭議。以銅爐為例,直到2009年8月17日,針對明清銅爐的科學檢測才正式起步——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李米佳先生精心挑選13件該院所藏明清銅爐代表器物,與明宣德二年宣德皇帝賜青海瞿曇寺的銅鎏金雙耳活環瓶比對研究。活環瓶以黃銅鑄造,對其瓶口、耳、腹、足部抽檢,鋅含量譜圖峰值在11.808-14.653%,錫含量為0。13件銅爐經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使用便攜式X熒光光譜無損檢測發現,僅清宮舊藏明宣德沖耳乳足爐(故142844)的檢測結果與活環瓶接近,含金1.9%,含鋅均值12.0%。此爐也是迄今發現的唯一一件宣德爐。從13件銅爐所含鋅的比值順序看,從明宣德至清嘉慶,宣銅器的鋅含量比值圖譜曲線走了一個馬鞍形,明宣德時期的11-15%左右,至明末的2-7%左右,再至清康熙的6-7%左右、雍正的7-11%左右、乾隆的17%左右、嘉慶的17-18%左右。這也是大致判斷明清銅爐年代的數據依據(李米佳:《宣德爐研究——故宮藏宣銅器的整理與研究》,科學出版社,2012年);《“宣銅”之器——定名、標準器及其他》,《紫禁城》,2015年第3期)。

銅爐無疑是明清銅器中制作較為精細的一類,對銅質的要求較高,明清文獻中記載著為去除銅所含雜質,采用多次精煉,多者十余次。李米佳對銅爐含鋅比例的檢測及研究,對明清銅器其他器類的鑒別和斷代是否同樣具有參照價值,還需進一步研究。不容忽視的是,老一輩文物專家的鑒定結果,選取的13件銅爐中,有幾件檢測結果與鑒定專家的鑒定結果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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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放之收藏市場,銅器收藏者長期積累的傳統鑒定經驗——目鑒同等重要。烏爾里希、保羅所藏銅器均以明代制品的主體,明確標注宋元制品所占比例不大,烏爾里希117件藏品中明清銅器76件,明以前銅器26件,15件宋至明、元至明斷代存疑。保羅·弗里曼等人的102件藏品中,宋元銅器僅21件,明以前銅器71件,宋到明斷代存疑者10件。

保羅藏品年代標注為明代的銅器31件,近全部藏品三成。器型豐富,依然是各式爐價格較高,“大明成化年造”款局部鎏金銅瑞獸紋香爐拍至11.875萬美元,阿拉伯文香插瓶7.5萬美元。

烏爾里希藏品中明代銅器53件,近半數。其中,明初銅器一件,銅麒麟尊47.5萬港幣。17件標注為“明”代,器型以尊、爐、鼎、觚、筆擱等為主,紋飾有瑞獸紋、饕餮紋、夔龍紋、弦紋、仿古紋、松鹿同春等。銅爐的市場認可度和價格明顯高于其他器型,灑金銅橋耳三乳足爐成交價達244萬港幣,九元三極爐172萬港幣,局部鎏金銅蟠桃式熏爐100萬港幣,海棠式獅耳小尊43.75萬港幣,瑞獸沖天耳方鼎25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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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注“15-16世紀”的銅器10件,器型有香盒、立像、觚、壺、瓶、鏡座、投壺、香插、爐等,紋飾有阿拉伯文、饕餮紋、龍紋等。阿拉伯文香盒成交價高達220萬港幣,饕餮紋方觚30萬港幣,漆金龍女立像10.625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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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銅器一件,錦紋獸面圖豆22.5萬港幣,豆有“順德縣社稷壇祭器 弘治壬子知縣吳廷舉命工鑄”題字款。嘉萬銅器一件,一路連科三峰筆擱47.5萬港幣。

標注“晚明”者23件,器型有瓶、爵、杯、匜,三足爐、熏爐、手爐、簋式爐、鬲式爐,盤、碗,茶壺、茶罐,水滴、筆擱,立像等,爐的器形變化豐富從樣,茶具、文房用具增多。紋飾常見瑞獸紋、夔龍紋、弦紋、錦紋,而具有時代特征的阿拉伯文、云龍紋、四愛圖、開光花鳥紋、松鼠葡萄紋等紋飾,錯金銀工藝紋飾增多。價格較高的仍然是各式爐,錯金銀夔龍紋簋式爐拍至268萬港幣,“丙辰年制”款錯金銀四愛圖碗118萬港幣,麒麟熏爐35萬港幣。

清宮御制陳設銅器行情飆升

明清銅器特別是銅爐市場行情的飆升,得益于王世襄先生舊藏銅爐的兩次拍賣:2003年11月首次在中國嘉德上拍21件,2010年12月北京匡時再拍(少一件“深柳書堂”沖耳爐)。首次拍賣21件銅爐被上海一收藏家悉數拍得,這批銅爐是王世襄畢生所藏之物,大部分源自民國收藏名家,王世襄在《自珍集》中清晰記錄了藏品來源。21件成交額1179.2萬元,再拍時20件成交額達9844.8萬元,7年間價格上漲超過8倍。清康熙“大清康熙年制燕臺施氏精造”款馬槽爐首次以89.1萬元拍出,第二次拍至1456萬元,價格上漲超過14倍。明崇禎“崇禎壬午冬月青來監造”沖天耳金片三足爐首次拍至166.1萬元,第二次拍至1512萬元。清順治“大清順治年辛丑鄴中比丘超格虔造供佛”沖天耳三足爐首拍拍至166.1萬元,第二次拍至1176萬元。

這批銅爐巨大的升值潛力,引發銅爐拍賣行情飆升,明清銅器特別是宮廷銅器價格高漲,精品動輒價超百萬元,上千萬元的成交品亦不鮮見。2011年12月西泠拍賣明代“涌泉”款銅鎏金獸耳爐,成交價達92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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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宮廷御制陳設銅器器型豐富,紋飾精美,歷來是收藏者搜求的對象,市場上“宮廷御制”的品牌價值遠遠高于文人雅玩。因此,清代銅器實質上在價格上已經市場化地分為宮廷御制和文人雅玩兩類。

2007年宮廷御制陳設銅器精品價格已超過千萬元。當年香港蘇富比秋拍,估35萬至50萬港幣的清康熙“康熙五十二年制”款御制鎏金銅交龍鈕八卦“無射”編鐘拍至1376.75萬港幣,一對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御制銅鑄刻龍鳳紋雙耳活環方觚估40萬至60萬港幣,拍至1130.35萬港幣。北京翰海當年秋拍中,清雍正“大清雍正年制”楷書款銅海水龍紋瓶估6萬至9萬元,最終拍至1570.24萬元。行內人普遍認為,這三件清宮御制銅器應為圓明園遺物,這也是拍賣價格飆高原因之一。

2009年5月,一對日本優彩庵舊藏的清康熙“康熙五十四年制”款御制鎏金銅交龍鈕云龍紋“無射”“夾鐘”編鐘,在香港佳士得成交價達4546萬港幣。2011年4月,一對清乾隆“大清乾隆年制”款金彩仿古銅浮雕螭龍圖雙耳蓋壺拍至4322萬港幣。2014年10月,斯匹爾曼(Speelman)所藏明宣德“大明宣德年制”款鎏金銅寶鴨熏爐,在香港蘇富比拍得2924萬港幣。

可見,當前明清宮陳設銅器的價格已到千萬元級別,與文人清賞銅器的行情對比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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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爾里希、保羅所藏清代銅器多為文人雅玩之具,數量遠少于明代制品。保羅藏品中清代銅器不足十件。烏爾里希專拍中標注“明末/清初”的銅器六件:撇口碗、鋪首耳方壺、局部鎏金銅文官立像、鏤空佛獅戲繡球紋熏球、荷葉式洗及銅勺、蚰龍耳彝爐連座。蚰龍耳彝爐連座拍至81.25萬港幣,其余五件價格均在1萬至5萬港幣。標注“康熙”的銅器僅龍耳簋式爐一件,拍至15萬港幣。標注“17-18世紀”的銅器僅12件,器型有爐、尊、爵、缽、壺、熏球等,各式爐價格較高。估價10萬至15萬港幣的“大明宣德年制”款沖天耳三乳足爐連蓋意外拍至304萬港幣,成為全場之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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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人清賞銅器價值認知有待提高

王世襄、烏爾里希、保羅等人的銅器收藏,多數為文人清賞雅玩之物。烏爾里希及保羅藏品囊括了宋代至清代銅器的大部分代表器型:各式鼎、尊、爵、瓶、爐、觚、豆、匜、壺,洗、盒、盤、碗、缽、勺、杯,筆擱、鎮紙、硯滴、水滴,鏡座、立像、熏球、茶罐、香插、鏡、鐘等,種類繁多,儼然一幅具象的宋元明清銅器史,被收藏者、行家譽為拍場歷年所見私人藏銅器范本。

這些銅器多數為傳統文人士大夫生活中插花、品香等常用常見之物,不少在屠隆、文震亨、高濂、李漁等明清文人的文玩著作中有所提及。明代大量制作文玩清賞銅器是在晚期,當時設計新穎、制作精巧之物,備受文人士大夫階層重視。高濂的《遵生八箋·燕閑清賞》中《清賞諸論》卷即由銅器鑒賞始,更專著《論古銅器具的取用》一篇,詳述時人對古銅器的運用,《論文房器具》《論香》《瓶花三說》等卷中,更詳述了時人使用銅器的流行風尚。

當前市場熱捧清代宮廷銅器與銅爐,顯然與傳統文人士大夫對銅器的價值觀相悖。烏爾里希、保爾藏品的拍賣結果,也反證了當前收藏者、古董行家對宋元明清銅器的價值和美學思想缺乏認知。盡管烏爾里希的藏品拍出了令人吃驚的價格,但與銅爐的行情熱度相比,大量銅器的價格還是地板價。若與同時期的瓷器等類別的藝術品相比,銅器顯然還有相當大的價差空間,這也正是銅器板塊的未來增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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